编者按　党的十七大首次强调在初次分配中体现公平以遏制贫富差距。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一提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经济学者们认为，在收入分配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将有助于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了更深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特约此文以飨读者。同时开辟“深入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专栏，欢迎有关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稿件。

　　改革开放２９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一路攀升，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的０．２－０．３，到１９９９年突破０．４的国际警戒线，进入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行列，之后每年以０．１％的速度逐年上升，目前已达到０．４７。收入差距过大，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不仅会导致需求不足、消费疲软，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制约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而且会影响民众对政府、对改革的信心，危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如何对收入差距进行合理调控，有效缓解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党的十七大在系统总结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经验、深刻分析当前我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科学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为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指明了方向。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就如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时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笔者认为，这一系列战略部署，对于构筑确保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的公平分配制度框架，建立健全起点干预政策体系、过程干预政策体系、结果干预政策体系，有效解决分配不公，合理调控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当前，我们要以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为契机，针对造成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着力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以缓解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一、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夯实收入分配的物质基础
　　经济发展是调控收入差距的基础和前提。我们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充分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放手让一切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二、统筹协调城乡和区域发展，公平城乡、区域发展机会
　　要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纠正体制上和机制上的城市偏向，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劳动就业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公共财政制度、公共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赋予农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自由的发展空间。要构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长效机制，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熏综合运用税收、财政、金融等政策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加快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进程，不断开创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新局面，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要通过健全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扶持机制，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逐步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合理有序的分配格局
　　１、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调整分配政策，逐步实现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公平与效率并重”的转变。
　　２、按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要求，确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初次分配阶段，要建立完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保护合法所得，整顿非法、非合理收入，使初次分配真正与劳动和贡献挂钩；在二次分配过程中，要通过健全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有效弥补市场初次分配的缺陷，实现微观经济层面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要重视培育慈善公益等非赢利组织，集聚社会资本进行“第三次分配”，对社会困难群体和边缘人群实施救助，弥补一、二次分配的不足，在市场失灵和政府无暇顾及的领域发挥其独特作用，实现劳动公平与生存公平的统一。
　　３、围绕“提低，扩中，调高”的改革思路，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通过加快建立农民增收减负长效机制，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扶贫标准，加快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工资改革，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加强对企业收入分配指导和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监管等一系列举措，逐步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社会发展环境
　　１、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公共服务可以通过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者素质、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改变，影响生产函数，进而影响收入水平。因此，要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收支结构，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卫生、公共基础设施、就业再就业服务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规模，逐步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不断提高全民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在城乡、区域之间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搭建“起点公平”的有效平台，减少弱势群体进入市场经济的阻力，为中低收入阶层提高收入水平创造公平机会，弥补历史发展战略对一部分人造成的损失，提高其参与经济发展和分享发展成果的能力。
　　２、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的社会保障是社会运行的“稳定器”、社会震荡的“缓冲器”、收入分配的“调节器”。要针对我国社会保障财政投入不足、覆盖面狭窄、制度不完善、立法滞后的现状，适应城镇化、就业方式多样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加快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相衔接，覆盖广泛、保障有力、运作高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和水平。以农村居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为重点，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弱势群体的社会“安全网”，保障其基本的生存权。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法制化，确保人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３、注重公平职能定位。政府本身的优势和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现实表明，政府是推进改革的主体，这就决定了政府应该也能够在维护社会公平的行为主体结构中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在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导致社会公平受到严重损害的背景下，政府更应承担起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切实按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要求，合理界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尽快退出市场领域，减少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 ，致力于制定和完善各项市场经济的制度、规则和政策，营造公正平等的市场经济环境。要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行政审批运行、管理和监督长效机制，防止和控制行政权力的非理性扩张和滥用。只有当权力与资本不再寻求某种形式的共谋关系时，垄断和腐败行为才能够得到根治，政府在收入差距的调节才能真正做到公平公正。
　　４、加快法制建设步伐。我们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法律制度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关系的功能，通过建立健全有利于形成公开、公平、公正市场机制的法律法规，依法打击假冒伪劣、走私贩私、偷税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完善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减少公权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和介入的空间，铲除腐败赖以生存的土壤，依法严惩寻租设租、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各种形式的腐败。只有不断完善发展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推进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规范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管理的法律制度，不断强化政府对经济社会的法制化监管，依法取缔各种巧立名目的非法非合理收入，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才有望得到缓解。
　　　　　　　　　 陈茵（作者系中共珠海市委党校副教授）